dfeov 在孔子的学生中，颜渊就能达到这种境界，感受到这种乐。
在《论语》中也有这一类的言论。凡生命都是有目的性的，这不是超自然的神的目的，也不是人的目的，它是自然界在其生命创造中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目的，但是却指向人。
[34] 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35页。第四种看法认为，天命是偶然性，知天命就是知其偶然性的生存和命运，以建立自己，体认人的价值。人类必须倾听自然界的声音，从自然界吸取智慧和力量，并且遵从自然界的生命法则。但是，孔子的这段话里虽无仁字，而仁在其中。孔子的畏天命，并不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也不是自然神论，但是继承了自然崇拜的某些人类经验。
但是，对生的解释各有不同。而这种思并不是逻辑思维，是关乎宇宙人生意义之思。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以及全球性儒学对话结合起来，相互促进，那么，伴随儒学复兴而来 的经济发展，必将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而儒学的内在价值，也会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挥其巨大作用。
只有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对话才能深入进行。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儒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当我们深入儒学内部，就会扫除一些不必要的外部障碍，找到更多的共同话语，开始相互理解。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在西方，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且涉及所谓现代与前现代、后现代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并未改变。仁的更深层、更普遍的意义是不是仅止于此？过去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只关心政治层面的问题，而对于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未曾给予足够重视，或者只有片面狭隘的了解。
提高心灵境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才是人的最终的生命诉求。我们既要有时代的问题意识，又要在重新理解儒学的过程中实现历史的超越。
如果说，儒学有宗教精神，那么，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事实上，这正是儒学也是仁学的根本问题，它与天地之生道、生意有密切关系，与天地万物息息相关。在现代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就更是如此。应当说，这样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开展深层对话的任务，首先落在了我们自己的肩上，有待于我们自己去理解、去阐发，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儒学是一个多层次的价值系统，同时又有整体性特征，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在孟子那里，仁还只是人心四性之一，在其论述中则常常仁义并提。
知是向外知取，即发用，因而有内外、主客之分。而要将这四个范畴的含义及其关系讲清楚，又谈何容易。
如果说真是这样，那么，仁者爱人、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等等说法，还有没有普遍意义？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仁的本质的理解。但是，性又离不开情，它就是情之性，仁又离不开爱，它就是爱之理。
[59]《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这是自然界的最根本的功能。他在《集注》中说：性，即理也。牟宗三先生将虚灵不昧之体，解释成空无一物的心体，将具众理解释成横向的摄取，这样，心与德就变成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同时，一的意义也就得到理论上的提升。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办法去回答。
六、回到直觉体验，追求圣人境界。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乃至他的全部思想体系，也可以用经纬的关系进行比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宋代以前的注释者，大都将这句话解释成仁以孝弟为本即孝悌是仁的根本（何晏的《论语集解》是其代表）。
另一方面，朱熹哲学又是在四书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能不受到各种思想特别是佛学的影响，作为一位综罗百代的思想家，其思想范式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变化，再加上朱熹个人的个性和学识背景，他对四书的注释必然会打上个人和时代的烙印，也就是所谓成见，因而使这部集注只能是朱熹的，而不可能是别人的。[37] 他用心之体用关系解释孟子的四端与四性，便使孟子的性情学说具有新的意义。
如一个大树，有个根株，便有许多叶蘖枝叶，牵一个则千百个皆动。将四端的心字解作情即情感，也是朱熹明确提出来的。这一点，在大学章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是对致知格物的解释，成为后代学者所关注的重点。朱熹之所以是理学家，就是以理为其哲学的中心范畴。
这就是说，仁虽然是理性，即具有理性形式，但又离不开情感内容，是有内容的形式，而不是纯粹形式。[28] 在这些解释中，所以然与所当然是同时使用的，但其含义是不同的。
中国的儒家哲学，如同中国文化一样，具有解释的连续性，在《四书集注》中表现得也很清楚。而朱子是从性情统一的观点出发解释这句话，因此我认为这既符合孟子原意，又是大胆突破。
四、转换解释向度，赋予新的意义 朱熹在注释四书时，最大的创造是转换解释向度，赋予经典以新的意义。在朱子这里，则是性由情而知其为善。
这所谓限制，也不是无条件的限制，而是有条件的限制，就是说，四书所要解决的，是天人关系的问题，是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问题，是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这确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如果将朱熹所说的心说成只是认知心，并无本体（心体）意义，我认为并不完全符合朱熹的思想。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
格字本来有不同意义和用法，这说明中国文字的多义性、歧义性，不同用法意味着解释的多样化的可能性，而不同解释则代表了不同的义理取向。[43]《四书章句集注》，第134页。
而朱子注说：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学者当无时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气定，常如平旦之时，则此心常存，无适而非仁义也。[8]《四书章句集注》，第367页。
[5] 他将这种关系归结为本末、内外的关系，认为是本末兼该，内外交养[6]，可说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恰当的概括。由此可见，格物致知的作用虽然是极其重要的，是《四书集注》中最有特色、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